20060312媒體改造學社電子報--018期

台灣要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，必然需要真正民主的媒體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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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<社務動態與編輯報告>>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本週同意「龍祥電影台」的衛星廣播電視執照換照案。NCC認為龍祥經營頻道的整體表現符合換發執照條件，雖然財務結構不佳，仍應准予換照。另外，本週NCC也對有線電視頻道定頻事宜訂出原則，以區塊化、最少變動幅度為基本考量。

在國營無線電視的處理部份，台視釋股案經無線電視股權轉讓審議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，採「全民釋股」及「公開標售」兩原則處理，否決由台視提出「由民股買回公股」或「與特定對象洽購」兩方案。官員表示，為求程序嚴謹，公股釋出程序應不會在上半年完成。

另，美國國務院本週發表《2005年度各國人權報告》，其中關於台灣媒體的部份，指出政治力仍能影響媒體，特別是在無線廣播電視的部份，但近百台的有線電視頻道中不乏公開批評政府的節目，發揮平衡的作用，整體而言新聞自由度很高。在該段落最後，指出台灣的媒體侵犯個人隱私權，經常跟著警察辦案拍攝，或是闖入醫院拍攝，讓人毫無防備。

有趣的是，儘管美國發表的人權報告有政治目的與作用，不可盡信。我們的媒體在報導上，多數是強調言論自由的份量，而隱晦媒體侵害人權的批評。顯然媒體的報導也不可盡信。

相關發展，媒改社持續關注瞭解中。

本週《論壇》，登出蔡崇隆的〈尋找公共電視核心價值〉，我們分成兩期刊出。該文亦刊載於台灣記者協會機關刊物《目擊者》2006年三月號，是「公廣集團是公視困境的指路明燈嗎?」專題系列文章之一。謹此向作者與規畫專題的《目擊者》編輯致謝。

蔡崇隆以在公視新聞部服務的經驗，具體指出公視新聞面臨「速度」與「深度」的兩難，揭露了經營階層的人事變動頻仍現象，並認為這些問題反映了公視在資源有限、核心價值模糊的前提下，致使新聞製作發生定位不清的困境。

繼公股處理條例於年初通過後，公廣集團的成立已是既定方向。成立近八年的內湖公視，在公廣集團的規畫作業中扮演著主導角色。在這個時刻，提出批評，促成反省，應有助於釐清混沌但逐漸明朗的前景。公視向來以公共論域的精神為念，公視員工能夠坦然發表內部批評，經營階層亦表示肯定（請參考《目擊者》一月號、三月號相關訪談紀錄），如此公開且良性的溝通，應該受到鼓勵並持續落實。

另，劉昌德的〈棒球、李安與依附〉，藉李安的《斷背山》履獲國際大獎與台灣的棒運發展相對照，指出跨國人才流動上凸顯的依附問題，值得我們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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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<論壇>>

◎尋找公共電視核心價值（上） / 蔡崇隆

從前年(2004)留職停薪到去年正式離職，我與公視的緣份持續近五年，曾經參與、見證了它的成長與榮耀，當然也目擊了它的隱憂與錯亂，如今站在較遠的距離話公視，竟然也有了一點白頭宮女的心情。

如果時間再推久遠一點，其實我在十幾年前念研究所時，就曾經當過翁秀琪老師有關公視的研究計畫助理（主題似乎是「公共電視法立法精神的比較研究」），當時內湖公視還在待產，如今它已經昂然長成青少年。假使公共廣播集團的計畫順利上路，我們將有一個龐大的公視家族，而領導者必然是這位能力與經驗仍有待磨練的「內湖一哥」。放大視野來看，因為廣電資源的珍貴有限，未來公共電視做的好不好，顯然不只是浪費資源與否的問題，而直接影響著台灣媒體、文化與社會的長遠發展。

記者出身的我，在公視做過採訪組與紀錄片組的製作人，後來也被推選參與公視工會的會務，有機會接觸各部門同事與高層主管，所以對新聞、紀錄片及公視生態還算有一定的了解，雖然因個人因素選擇離開，但對內湖公視只有期許沒有包袱，希望以諫友的角度，提出一些過去的觀察供有心人參考，也為目前還在公視奮鬥的各部門朋友加油打氣。

要強調的是，固然本文看來主要在談公視新聞的問題，但我始終覺得，它也反映出公視經營階層的某些盲點，所以一方面不能以偏概全，一方面也不應把新聞部或某些人當作替罪羔羊，一推了事。

我在1999年進入公視新聞部，正值新聞政策改變，由節目群轉型為每日新聞的關鍵時期，雖然是應前經理侯惠芳聘來公視做紀錄片，但是在新經理馮賢賢力邀下，在採訪組做了半年的社會組召集人。那段時期，公視的新聞方向相當明確，主要以弱勢關懷、教育文化及環境生態為主幹，在賢賢的授權下，各組也招到一些不錯的資深記者與有潛力的新記者來一起作戰，假以時日應有可為。可是因為馮賢賢的部份做法未在部門內外達成共識，新開播的深度報導又自任主播，以致遭到公視內部網路的黑函攻擊，後來又因一件人事案受到批評，與總經理李永得意見不合下閃電卸職。從此，公視新聞部經理就成為一個燙手山芋，直到我去年留停前夕，五年經歷了侯惠芳、馮賢賢、鍾裕淵、林樂群、屠乃瑋等五位經理領導，折損率之高不難看出。

公視的整體收視率一直不高，公視新聞亦然，當然這不能作為毋需努力的藉口。與我共事的許多文字或攝影記者，都很優秀而敬業，而早期的新聞方向也截然有別於商業台，按理來說，有恆心的耕耘下去自然會形成口碑，後起的大愛新聞就是一個例子，只要有固定特色就不怕沒人看。問題是當你不確定自己的特色是什麼，三心兩意變來變去，生產新聞的記者無所適從，當然也不用期待觀眾會有耐心陪你成長。公視開播幾年來，有些戲劇或兒童節目都已得到頗高評價，但說到公視新聞就有面目模糊之感，我想找不到自己的價值或定位是最大的原因。（待續）

（本文作者曾任自立早報、財訊雜誌記者，超視《調查報告》、民視《異言堂》專題記者、公視新聞社會組召集人、紀錄片組製作人。現為獨立紀錄片工作者。）
（本文亦同時刊登於《目擊者》雙月刊，2006年三月號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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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棒球、李安與依附 / 劉昌德

中華隊在世界經典賽中敗給南韓與日本，無緣晉級，台灣棒球迷度過一個黑色週末。過了兩天，斷背山導演李安勇奪奧斯卡獎，部分媒體冠以「台灣人的驕傲」。棒球與電影，雖然是兩個不同的領域，但同樣承載了民族主義投射，而在短短幾天內讓國人歷經悲與喜的起落。

但無論是兵敗東京抑或奧斯卡摘獎，都不是台灣文化產業的好消息。因為，兩項截然不同的結果，皆是全球化時代「文化勞動國際分工」的產物，也是台灣文化工業走入「依附─低度發展」窘境的見證。

所謂文化勞動國際分工，指的是在歐美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文化工業，面臨國內市場飽和、成長停滯的危機時，轉而吸納發展中國家的勞工與菁英，一方面取得較便宜的勞力以降低成本，另一方面可以注入一些創新因素，以維持文化產品的新鮮特性。跨國文化工業這項策略的運用，導致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工作者，因為歐美提供較佳的工作環境等因素，紛紛往核心國家流動。

這樣的邏輯並不陌生，過去製造業的勞動全球化，走的就是這條路子。但在文化工業中更為特殊的是，因為發展中國家人民對「輸出」菁英人才的認同感，而讓歐美等國的文化產業，透過民族主義的情緒，打開了全球市場。過去我們往往把民族主義當作對抗西方經濟與文化宰制的武器，但如今歐美等國的文化工業卻巧妙地運用了民族主義，順利擴張版圖。在運動領域有絕佳的例子可以說明，像ＭＬＢ的王建民對台灣球迷的意義，或者是ＮＢＡ的姚明對中國籃球迷所造成的影響。而國內媒體強調「台灣導演」李安為美國奧斯卡最佳導演「亞洲第一人」時，這對美國電影工業在台灣市場的優勢，也有類似的意義。

但是當王建民與李安在美國發光發熱，台灣本地的棒球與電影，卻隨之步入依附的困境。因為本土最優秀的文化人才，轉變成輸出到核心國家的「原料」，提供給歐美的跨國企業盡情使用；而國內的文化工業，卻在跨國企業結合本地民族主義的強勢商品輸入競爭下，逐漸喪失發展空間。對消費者來說，既然「台灣人的驕傲」都在美國打棒球與拍電影，本地職棒與電影還有什麼值得留戀？而因為只有金字塔頂端的少數秀異人才能夠在全球體系中找到位置，所以無法培養廣大的「中階」工作者、形成堅實的文化工作團隊，因此產品更無法與跨國企業競爭，而形成了惡性循環。

從這樣的國際權力結構觀察，或許能夠提供理解中華隊在經典賽失利的另一個角度。因為台灣棒球在國際分工下的依附，使得本土職棒選手與最優秀的少數旅外選手之間的落差愈來愈大，所以當這幾位秀異球員恰巧都無法參賽時，就導致中華隊八年來國際賽最懸殊比數的落敗。

因此，檢討層面就不能只在選手的球技、創作者的才氣上打轉，而必須思考如何在既成的國際分工下，擺脫低度發展的惡性循環。除了業者本身得積極尋求全球體系中的可能行銷策略外，我們還是得思考國家公共介入的可能性。例如，在電影政策上如何在直接獎勵產製之外，配合戲院配額制度與演員養成等整體的考量，給國內電影一個與好萊塢電影真正公平競爭的空間。而在運動政策方面，也要擺\脫類似「短期奧運奪金」的短視作法，從培養整體運動文化、鼓勵本土產業等作法，促成產業環境改善與選手素質提升的良性循環，來補足「中階」選手斷層的問題。

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，曾經被視為第三世界擺脫依附發展的範例。只是資本巨輪從不停歇，跨國文化工業不斷擴張、而使發展中國家陷入依附的邏輯仍在上演。如何擺\\脫依附、重新尋求自主的棒球或電影文化，仍是我們的重大課題。

（作者為媒改社執委，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）
（原文亦刊載於20060307《中國時報》言論廣場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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